（本网记者  王小燕  冉云明）阆中的多元历史文化枝繁叶茂，其中，状元文化当是其中最为辉煌灿烂的一枝。

到阆中旅游，抵古城入口处，进状元牌坊，穿盐市口街，右拐，进状元街，经状元府第，继续前行50步左右，便到达贡院考棚。一串串与状元有关的街巷、牌楼，无不释放着迷人的科举文化气息，闪耀着状元文化的光芒。阆中古城的状元文化如醇酿、似奇葩，招引着无数游客惊讶的眸光。

阆中钟灵毓秀，人杰辈出，历史上一直被誉为四川的“状元之乡”。据《保宁府志》记载，阆中一共出进士115人（含状元4人，武进士15人）；有举人402人（含武举人104人）。自隋朝开科取士起，到清末科举制度结束，约2000年时间，四川先后一共出了19名状元，而阆中一地就占了4名，居全川之冠。尤其令人惊奇的是，这4名状元俱是两  对“兄弟状元”，堪称中国科举史上的一大奇迹。

《华阳国志》载：汉代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石室兴学，开中国官办学校之先河。同时，“巴郡亦立学”。“孝景帝嘉之，令天下各郡皆立文学。”也就是说，成都和阆中是中国历史上办学最早的地方。《太初历》的创始人落下闳便是最早的受益者。《华阳国志。巴志》描绘当时的情形说：“其德操仁义，文学政干若落下闳、任文公、冯鸿卿、庞宣孟、赵温柔、龚叔侯、杨文义等播名立事，言行表事者不胜次载者也。”落下闳为他们之中最杰出者。《后汉书》、《华阳国志》还分别记载了汉代阆中人谯玄、谯隆、谯瑛一家三代著名学者的事迹。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》1991年第1期也在《历代西南地区人才分布地域演变》一文中说：“自汉唐以来，阆中地区 人才济济，教育水平仅次于成都地区。”

源于隋朝的科举制度，到了唐代，更趋完善。科举制度的实施，刺激着众多读书人涌上了科举取士的独木桥。唐德宗贞元七年[公元791]，阆中人尹枢高中状元；时隔22年，即唐宪宗八年[公元813]，其弟尹极又中状元。一家先后出两个状元，世人很是敬慕，将尹氏兄弟誉为“梧桐双凤”。尹家兄弟的成功，极大地激励着阆中读书人们的上进心。北宋初年，秦国公陈省华砥砺三个儿子发奋苦读。为选一个安静环境让儿子们潜心学业，他甚至将三兄弟送到古城对岸大象山半腰的石洞中，让他们学习、食宿在那里。果真，功夫不负苦心人，长子陈尧佐先于太宗端拱元年公元（9889年）中进士，官至宰辅，为宋初一代名相；次子陈尧叟亦于第二年（公元989年）中状元，官至宰相；不可思议的是，三子陈尧咨又一鸣惊人，于真宗咸平三年（100年）高中状元，官至节度使。一门三兄弟，史称“三陈”。因父亲陈省华也在京城任职，父子四人同朝为官，成为史书上的一段佳话。

时至明、清时代，阆中办学、求学之风更加如火如荼，不仅官办的府学、县学、府文庙、县文庙林立，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明成化四年[公元1468]知府李直在当年三陈苦读的读书岩处创办的“三陈书院”，明嘉庆四年[公元1525]知府张思聪创建的“锦屏书院”以及后来的“月岩书院”、“云平书院”、“保宁合府公共学堂”、“国立四中”等也先后问世。当时锦屏书院大门有对联是这样描写书院学风的：“六七月间无暑气，二三更里有书声。”在朗朗读书声里，一茬茬国家栋梁便茁壮成长起来。

历史的辉煌固然令人目眩，但是现实的成果才更弥足珍贵。“状元之乡”不见状元已久矣！阆中人如果还一味陶醉在祖先创造的辉煌中沾沾自喜，不知如何将前人的成功经验传承下来，重振祖先办学之 雄风，那么，“状元之乡”的状元文化便会一天天淡远我们而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