舞蹈起源，其说有三：一为源于劳动；次说源于巫，古代巫、舞同义，再次为生命之律动说，即所谓“雌雄相诱”之“风”。实际上，舞蹈同人类的生存和生产劳动紧密相连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演变，这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。

    巴渝舞，是古代巴人狩猪征战之舞。巴人用这种原始歌舞形式，团结部族，鼓舞斗志，克服艰险，平时“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”，外敌入侵，则举族执戈以卫社稷。巴渝舞就这样与先民的生存、生产和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，是人类古文明的一种生动表现。

    我国原始社会还有一种“角抵”舞，又名“蚩尤舞”，是在原始部落冲突中产生的一种“拟兽舞”，传说产生于黄帝和蚩尤之战。此舞表现的是人与人斗、人与兽斗的种种情态。发展到战国末期，有记载说，秦二世在甘泉宫作“角抵俳优”；汉武帝也曾以“角抵为戏”招待四方使者。以后则不见经传了。

    原始舞蹈，都是全族共舞。到了奴隶社会，则有奴隶主专用之歌舞，大体分为祭祀舞和乐舞两大类。巫舞、傩舞具有宗教色彩，主要用于祭祀。乐舞主要供贵族享乐，他们追求“以大为美，以众为观”。到了西周，周王朝制作礼乐，将前代乐舞整理成“六代舞”；《云门》为黄帝之乐，《大章》为尧帝之乐，《大韶》、《九韶》为舜帝之乐，《大夏》为禹帝之乐，《大  》为商汤之乐，《大武》为西周之乐。东周末，“礼崩乐坏”，宫廷雅乐逐渐被民间歌舞所替代；春秋时有“诗三百”、“舞三百”的说法，可见当时民间歌舞之盛。汉代，国家设“太予乐署”，专管祭祀大典之雅乐；另有乐府主管雅乐之外的一切乐舞。当时著名乐舞即有《巴渝舞》、《巾舞》、《盘鼓舞》等。此外，还出现了带有故事情节的《总会仙倡》、《东海黄公》等歌舞形式。魏、晋、南北朝时期，南方继承汉、魏旧习，溶合民间乐舞，产生了“雅舞”和“杂舞”，著名的有《春江花月夜》、《玉树后庭花》等；北方则好“胡戎之伎”。这个时期，开始追求舞蹈的艺术性和形式美，要求演出华丽、赏心悦目，尚武精神转为柔婉之态。隋初修订雅乐，制定了供朝会宴享的《七部乐》，后又扩充为《九部乐》，即《清乐》、《西凉》、《龟兹》、《天竺》、《康国》、《疏勒》、《安国》、《高丽》、《礼毕》等。唐代承袭隋制，并增《高昌》一部，组成《十部乐》。中唐更吸收波斯（伊朗）、大秦（东罗马帝国）舞蹈艺术，将多部乐制分成坐、立两大部，坐部在堂上演舞，立部在堂下击鼓吹笙并作杂戏。盛唐时用作朝会宴享的大型乐舞有《秦王破阵乐》、《霓裳羽衣曲》等；小型舞蹈还有健舞、软舞之分：健舞有《剑舞》、《柘枝》，软舞有《绿腰》、《甘州》等。宋代，独立的舞蹈加入故事情节，加上其他社会原因，乐舞衰落，渐为杂剧所代替，只民间喜闻乐见的花灯、秧歌、狮舞等流传不息。所以，宋代是舞蹈历史的大转折。

    以上是我国舞蹈历史的发展轨迹，从最早的“角抵”舞起，各主要舞蹈之兴衰生灭情形，我们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。各类舞蹈虽有承传、演变之关系，但大都有生有灭，生命长者达千余年，短者仅数代。

    再看巴渝舞。上古时代的巴渝舞虽无文字记载，但在铜梁出土的巴人陶器舞蹈纹饰和珙县悬棺葬壁画中的舞人图，可以找到巴渝舞原始舞形，特别是城固出土的一只陶盆上，画一人左手执一扁形长柄鼓，右手执鞭，酷似阆中流传至今的“巴象鼓”。考古界称这批出土文物为“先巴文化”，而巴渝舞图纹饰为其重要组成部分。

    关于巴渝舞的文字记载，最早见于《尚书》：“武王伐纣”，“前歌后舞”。《三国志》也说：“武王伐纣，前歌后舞，非仁者耶？”所谓“前歌后舞”，指的就是巴渝舞，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讲得更明白：“周武王伐纣，实得巴蜀之师，著乎《尚书》。巴师勇锐，歌舞以凌，殷人前徒倒戈，故世称之曰：‘武王伐纣，前歌后舞’。”据《史记》载：武王伐纣，“虎贲三千人，甲士四万五千人”。这三千虎贲军，即由巴人组成。所谓“虎贲”，即先锋队，敢死队。他们“称尔戈，比尔干，立尔矛”，“鼓  噪”。用现在话说，就是高高举起戈矛，整齐排列盾牌，击鼓呼啸呐喊，震天动地，威风凛凛。《尚书》还说：武王之师，“如虎如邈，有熊如罴”。这虎、  、熊、罴，不全是形容，而是讲巴人虎贲军所戴的面具。在冲锋陷阵时，他们戴上这些凶恶狰狞的野兽面具，加上震天动地的鼓声和呐喊，更具凌逼威慑力，故殷人望而生畏，溃不成军。头戴面具，是原始人由图滕崇拜演化而成的一种文化现象，与原始“拟兽舞”和“傩舞”有共同之处。阆中出土有假面执盾武士陶俑一尊，是舞者头戴面具的最好佐证。

    周王朝建立后，由于巴人助武王伐纣有功，受封为“子国”，仍都江州。这时周公制礼乐，创《大武》，即承袭“前歌后舞”的结构形式，这一点宋代吴曾在《能改斋漫录·巴渝曲》中有记戴：“巴渝之歌，自武王伐纣始，而周公引用焉。”周末“礼崩乐坏”，《大武》没灭。但在巴人民间，这种舞蹈一直承传不衰。阆中早就是巴人聚居的地方，故巴国受楚侵逼，不沿长江西去，而沿嘉陵江北上，最后建都于阆中。其后秦虽灭巴，但巴人继续在这里繁衍生息。秦朝灭亡后，刘邦为汉王，与项羽争天下。这时阆中巴人领袖范目，率七姓巴人帮助刘邦“还定三秦”。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是这样记载的：“阆中有渝水，  民多居水左右，天性劲勇，初为汉先锋，数陷阵，锐气善舞，帝喜之曰：‘此武王伐纣之舞也’。乃命乐人习之，今所谓巴渝舞也。”这说明，巴渝舞一直流传在阆中巴人民间，并由阆中巴人领袖带到汉王军前，以巴人助武王伐纣之“前歌后舞”，为刘邦夺回了关中军事要地，巴渝舞由此再次进入封建王朝宫廷之中。在这以前，巴人这种征战之舞，大家只叫做“前歌后舞”，没有正式舞名；刘邦将其引入宫廷后，才有了正式的“巴渝舞”名。这一点，《晋书·音乐志》讲得明白：“汉高祖自蜀将定三秦，阆中范目率  人以从帝，为前锋。及定秦中，封目为阆中侯，复  人七姓。其俗喜舞，高祖乐其勇锐，数观其舞，后使乐人习之。阆中有渝水，因其所居，故名曰巴渝舞。”汉时，凡有四方使者，朝廷宴请之时即演巴渝舞，以耀武观兵，宣扬国威。在狩猪或征战中，有多少人参战，就有多少人歌舞；在阵前拼杀者，执盾挺戈，大声呼啸，勇猛冲杀，后面则以鞭击长柄兽皮鼓，并顿足呐喊；这即所谓“前歌后舞”。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这样描绘巴渝舞的壮观场面：“千人唱，万人和，山林为之震动，山谷为之荡波。”到了汉室宫廷，班固《汉书》载：“巴渝鼓员，三十六人。”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载：“巴渝耀歌者六十人，为六列。”规模虽然缩小，但仍很壮观。其表演形式，《世物纪原》载：“击鼓呼啸，执矛跳跃”，“踊跃呼号，分合有序”，“奔腾似猛虎，呼啸胜雷鸣”……总之，声势勇锐，洞心骇耳。在民间，巴渝舞的表演，形式灵活多样，西汉《盐铁论》载：“山中素女抚微于堂上，鸣鼓巴渝交作于堂下。”有男有女，堂上堂下，不拘一格。但不管什么场合，什么形式，巴渝舞的主要伴奏都是击鼓。

    古巴渝舞，有舞曲四篇：《矛渝本歌曲》、《弩渝本歌曲》、《安台本歌曲》、《行辞本歌曲》。大约刘邦懂得辞意，汉时沿用。到魏时，“其辞既古，莫能晓其度句”。建安七才子之一的王粲，请教巴渝帅李管、种玉，经过考校，改创其辞成《俞儿舞歌》四篇：《矛俞新福歌曲》、《弩俞新福歌曲》、《安台新福歌曲》、《行辞新福歌曲》。黄初三年（２２２）又改巴渝舞名为《昭武舞》，以颂扬曹操功德。西晋时，再将《昭武》改名为《宣武》，由傅玄更创新辞，为《惟圣皇篇·矛俞第一》、《短兵篇·剑俞第二》、《军镇篇·弩俞第三》、《穷武篇·安台行辞第四》。四篇之后还加了一段“乱”（辞），武器道具增加了剑，但尚武精神的主旨不变。

    现在我们看不到巴渝舞的四篇古曲之辞，看到了也难懂其意。但从王粲、傅玄仿原曲改创之辞，可以大体了解古曲的原意是：以矛弩的战斗开始，歌颂勇武，欢庆胜利，祷告神灵，永保平安。这是一个十分完整的武舞。晚唐诗人陆龟蒙有首《俞儿舞歌》，他描写武舞的场面是：刺者手如盘风，戈矛在头上肩上旋转翻飞，瞬间又在对手的颈脖处缠绕，忽的又直刺对方心窝，惊险万分。再看《宣武舞》《矛俞第一》舞辞的描写：“肆武士，剑弩齐列，戈矛为之始，进退疾鹰鹞，龙战而  起，如乱不可乱，动作顺其理，离合有统纪。”这简直可以作为我们今日排演巴渝舞的动作指导。

    东晋时，尚书殿中郎袁子明启增“  巴渝”，实质上恢复了巴渝舞原名。梁朝则直称“巴渝舞”。隋文帝时，牛弘认为“矛渝”、“弩渝”非正曲，“悉罢不用”。李世民以武功建立大唐帝国，为显示自己的丰功伟绩，仿巴渝舞之神韵作《秦王破阵乐》，并将巴渝舞纳入“清商乐”。武则天时，“清商乐”尚存六十三曲，继续演唱的还有三十二曲，其中即有巴渝舞。此后，巴渝舞名在皇室宫廷中逐渐消失。

    巴渝舞本古代巴族民间歌舞，因参与武王伐纣、汉刘邦统一大业，遂成为宫廷更重要乐曲，盛行千余年，后虽在宫廷没灭，在巴族民间却一直流传不衰。巴渝舞为居住在阆中渝水两岸的  人带入汉室宫廷，并因此获得“巴渝舞”这个专称，可以说阆中是巴渝舞的发祥地。范目及七姓巴人回阆中后，受到朝廷免税优待，“高祖自汉中归”，“巴俞士卒”曾“执仗而舞相迎”（《晋书·乐志》）。巴人逐渐与汉族溶合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已不将巴蜀列入夷蛮之列，并推荐落下闳入汉室编制新历。  人对汉王朝感恩戴德，在七里乡（那时叫“慈凫乡”）修汉王庙，叫南池为汉王池，称彭城镇一土丘为汉王山。杜甫《南池》诗云：“南有汉王池，终朝走巫祝，歌舞散灵衣，荒哉旧风俗。”学者研究，“巫祝”为川北之傩舞遗存。巴渝舞与傩有密切联系。佛教和道教传入阆中后，傩与佛教结合而为“佛巫”，与道教结合则为“道巫”；对亦道亦佛、非道非佛者，统称之为“巫教”。  人多崇奉道教，故道教的修斋音乐中，“巴歌渝舞悉参其间”。道教乐曲中有“灵衣”一章，杜诗中的“散”，即指“野人为乐之善者”（郑玄语）。所以，“歌舞散灵衣”，其中定有巴渝舞的成份。历代文人学者，对阆中巴渝舞的记载和咏唱很多：

    “阆中天下稀，十二锦屏楼。歌舞巴渝盛，江山仕女游。”（吴伟业：《阆州行》）

    “娱侯灵兮巴渝舞，献牺牲兮民力普。”（称学锦：《张烈文侯祠碑记》）

    “张公桥头竹枝唱，汉王庙前舞巴渝。”（杨诚恭：《竹枝词》）

    “阆苑景色秀，江山十二楼。歌舞巴渝盛，古风尚存留。巴象鼓声骤，列队环街游。今朝闻遗响，遥念范三侯。”（吴密：《巴西杂咏》）

    以上说明，阆中民间，古老的巴渝舞一直存留。而巴象鼓，则成为巴渝舞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因为“周室之舞”的“前歌后舞”中，有“鼓  噪”，巴人“以鼓舞象周”，这可能就是“巴象鼓”称谓的由来。

    综上所述，巴渝舞在出土文物图饰上出现，历史达四、五千年；从有文字记载的牧野之战算起，也有三千一百多年的历史。直到现在，阆中民间在每年春节期间，仍以表演巴象鼓的形式庆丰收、祁平安，巴渝遗风承传不息。故此，说巴渝舞为舞蹈之活化石，既有历史根据，又有现实事实，确定无疑而且，巴渝舞在几个重要的历史关头，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作用，这更是世界上任何别的舞蹈所不可企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