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代伟人毛泽东，在读批《旧唐书》卷九十七时，曾对一位阆中县官评论道：“刘幽求能伸不能屈，年六十一，以恚死。”

    刘幽求（654－715年），冀州武强（今河北武强）人。武则天圣历年间（698－700），刘幽求通过制举考试，授任阆中县尉。他到阆中赴任后，由于上司隆州刺史对他不礼貌，生性刚烈的刘幽求一怒之下，竟弃官归家。

    是哪一位刺史对新到任的下属“不礼”呢？是确属刺史“不礼”，还是初入官场的刘幽求自身感觉“不礼”呢？带着这些感兴趣的问题，笔者深入浩瀚的史料中，试图弄个明白。

    唐高祖（李渊）武德元年至唐玄宗（李隆基）开元元年（618－713年）的九十四年间，以阆中为附郭的州城叫“隆州”。玄宗登基后，为避其名讳，改称“阆州”。 刘幽求任县尉时还是在隆州时代。《保宁府志》记载唐代任隆州刺史的有5人：李士都，李灵夔，李元婴，李素节，李元名。

    唐初首任隆州刺史李士都, 府志注是宗室成员，两部《唐书》中却未见记载。接着的四位，都是亲王：鲁王李灵夔是高祖李渊第十九子，滕王李元婴是李渊第二十二子，舒王李元名是李渊第十八子，许王李素节则是李渊之曾孙、高宗李治的第四子。唐初的隆州尽由皇室宗亲作刺史，在全国的二百多州中是不多的，足见朝廷对西南这座重镇的重视。

    据《旧唐书》载，鲁王灵夔从小好学有美誉，善音律，工草隶，史官称他处世“严整”，《保宁府志》述其政绩称“政尚宽大，民甚怀之”。可见他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待人“不礼”的人。府志说他是“武德中（618－625年）为隆州刺史”，而《旧唐书》说他是高宗“永徽六年（655年）为隆州刺史”，是否两度出任隆州，待考。武则天已临朝擅权的弘道元年（683年），灵夔被封为太子太师。但在武则天垂拱元年（685年），因“欲起兵接应越王贞父子”反对武后称帝，事泄被处流放，“自缢而死”。从任职隆州及辞世的时间来看，都比刘幽求赴任阆中早得多。

    滕王元婴最具待下属“不礼”的个性。他“娇纵逸游，动作失度，数犯宪章”（《旧唐书》）。在太宗李世民丧期，竟敢“集官属燕饮歌舞，狎昵厮养”；在洪都都督任上，竟“官属妻美者，给为妃召，私逼之”，曾被崔简之妻用鞋底打得满面流血；在隆州时，“复不循法”，下属律事参军裴聿劝谏其改正恶习，元婴竟“捽辱之”（揪住侮辱。以上见《新唐书》）。但他是在调露年（679年）任隆州刺史的。弘道元年（683年）加封“开府仪同三司”，兼梁州都督；次年即文明元年（684年）薨。这也比刘幽求来阆早许多。

    舒王元名是灵夔和元婴的哥哥。与灵夔相似，他“性高洁”，“朝夕矜庄，门庭清肃”，“以善政闻, 高宗手敕褒美元名，以赏其义方之训”。 《旧唐书》说，“天后临朝摄政，封……舒王元名为司空，隆州刺史”，时间当是682－686年。武则天永昌年（689年），“元名与其子李亶俱为丘神勣所陷，被杀”。这位亲王也不大可能对新来的下属“不礼”＇，而且十来年后才到阆中的刘幽求根本未曾见过他。

    许王李素节当是前述三王的孙辈了，他自幼“能日诵古诗赋五百余言，……精勤不倦，高宗甚爱之”。由于武则天未封皇后时，曾与素节之母淑妃争宠，淑妃被辱而杀之之后，“素节尤被谗嫉”，甚至被禁锢。武则天称制，素节被封为许王，任隆州刺史。但不久在“大周朝”开基的天授年中（690－691年），素节被诬告，奉诏赴京，城都没进，在南龙门驿被缢死，年仅四十三岁。刘幽求当然也未与这位许王打过交道。

    那么，从许王离职的690（或691）年到隆州改为阆州的713年，这二十来年中，应该是还有几位要员到阆中任过隆州刺史。然而史料未见记载。府志只是将显赫的亲王们记下来了，余下的十一位是玄宗登基后的阆州刺史，与刘幽求受到“不礼”无关。

    “不礼”的刺史是哪一位，无从考证了。其实，从古至今，对人不尊重无礼貌的情况是不少见的，民间官方都有。关键是受委屈的一方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如何。就算有那么一位类似元婴的刺史对下属不礼，刘幽求自身有没有问题呢？

     刘幽求从阆中愤然归去后，过了很久被重新授予朝邑（在陕西东部，1958年并入大荔县）县尉。这位心高气傲而又颇善攀附、感冒风险的官员终于找准了门路，成了临淄王李隆基集团的政治骨干。在少帝（李重茂）唐隆年（710年），他策划并参加了诛杀已执掌皇权的韦皇后的宫廷政变，扶持李隆基的父亲唐睿宗李旦登上了皇帝宝座，李隆基当上了太子。如此大功，使他从朝邑县尉破格提拔为参知朝廷机务的中书舍人。接着，刘幽求又与张玮共同策划了诛杀李隆基的姑姑太平公主的政变，以消除对李隆基继承皇位的威胁和障碍。虽因计划泄露，为丢卒保帅，将刘、张就近流放；但李隆基终于在先天元年（712年）七月政变成功，杀了太平公主，八月即位，成为唐玄宗。刘幽求被召回，封为左仆射（左丞相）、平章军国大事。刘幽求如愿以赏，爬上了位极人臣的顶点。

     然而好景不长。唐玄宗为了稳固政权，采纳了姚崇“不用功臣”的建议，刘幽求被放到太子少保的虚位上。开元二年（714年），姚崇控告他口出怨言，更被贬到睦州、杭州任刺史。次年十一月，刘幽求在调往桂阳的路上，因实在想不过，气愤而死。

     这最终的气愤与当初在阆中的气愤，是不是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呢？

     毛泽东对他的评论言简意赅，一语中的。刘幽求的致命弱点是不能接受挫折和批评。如果说在阆中稍不乐意就一怒而归是年轻气盛尚可原谅的话，“年六十一”还那么想不开，落得个“以恚(怨恨)死”，就太不值得了。

     毛泽东的批评，和刘幽求其人以及相关阆中的人物故事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，启示和教育的意义远不止此。